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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风宋韵:浙派园林发展简史
      发布时间:2021-02-01 11:23   来源: 城市怎么办

    一、起源期——春秋战国、秦、汉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各地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文化,境内已有先民生息繁衍,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春秋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图1),今桐乡以南的浙江省境内是越部族活动的主要地区,会稽(今绍兴)为越国的都城(图2)。这个时期是园林产生的初始阶段,“囿”、“台”、“园圃”成为园林的源起。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具备了原始状态的高台形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台与囿的结合更多地具备了游赏功能,成为当时诸侯贵族的享乐品。据《越绝书》记载:“乐野者,越之弋猎处,大乐,故谓乐野。其山上石室,勾践所休谋也。去县七里。”此“乐野”,就是越王勾践的王家苑囿,与当时中国北方诸国的王家苑囿相当。又据《嘉泰会稽志》载:“县东南八里有鹿池山;《旧经》云,山中昔有白鹿,故名。一云越王养鹿于此,俗呼鹿墅山。”鹿池山位于今禹陵乡凌家山村,与凌家山相邻。乐野似即于此。昔时此地山林茂密,溪流潺潺,鱼虫鸟兽,滋生蕃育,可供日常弋猎娱乐。山上石室供休息或议事,至今遗迹犹存,其他如越王台、游台、望乌台、离台、美人台等一系列宫苑,都具备了早期皇家园林的特征,可视为浙派园林的滥觞。另有越国大夫范蠡为观察吴军动静所建的军事瞭望台——飞翼楼于绍兴卧龙山颠,高一十五丈,以象天门,压强吴,成为龙山园林的第一座建筑。

    秦朝时期,浙江远离帝国中枢,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园林营建记载极少。两汉时期,朝廷在嘉兴、绍兴一带煮海为盐,屯田为粮,兴修水利,浙东北地区逐渐繁华富实起来。浙江杭州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浙江绍兴马臻筑鉴湖,开三百里湖山,灌膏腴九千余顷(图3),私家园林随之逐步发展起来,建有陈嚣园、虞国墅、干吉精舍、黄昌宅、孟宅等,另有规模较大的灵文园,园中有桥和宗庙,是西汉时期难得的陵墓园林。浙江嘉兴有权臣严助和朱买臣营建宅院,并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后均舍宅为寺。此时的浙江私家园林已逐渐形成,但形式较为粗放,造园水平与中原地区相差甚远,造园活动尚未完全达到艺术创作的程度。

    二、转折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经济有所发展,荒地变为良田,逐渐成为天下粮仓,但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较之前朝皆有重大改变,士大夫阶层将欣赏的目光逐渐投向原本神秘的大自然,西晋时就已出现了山水诗和游记。晋武年间,衣冠南渡,浙江绍兴与建康成为江南当时两大都会,浙北地区人口剧增,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碰撞合一。北方的衣冠士族南迁后发现了江南山水之美,自然山水园应运而生,隐逸思想的审美情趣开始逐渐流传开来,同时频繁的战乱促成了宗教的发展,佛教和道教盛行,舍宅为寺风气大盛,促进了寺观园林的蓬勃繁荣。另一方面,无论造园者还是游园者,在游历之余,皆留下了大量与园林相关的文学作品,这加深了园林的人文内涵,为后世文人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时期浙江的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造园技艺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

    据《六朝园林美学》初步统计,六朝私家园林有108处,主要分布于洛阳、建康及附近和会稽等地。其中会稽有14处,以王羲之、谢安、孙绰等诸君子雅集觞咏之地山阴兰亭和谢安隐居之所会稽东山(今属上虞)始宁园为最著名,前者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曲水流觞的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好,这一儒风雅俗,一直留传至今,对园林中的理水方式有着深远影响(图4);后者有谢灵运的《山居赋》,是山水诗文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当时会稽一带文人士大夫对自然山水风景之美的深刻领悟和独到见解。此外,还有孔灵符的永兴墅,孔稚圭的尚书坞园,何胤的小山园、秦望山园等。

    寺观园林方面,这时的寺观多择点于山水胜地之中,直接促进了近郊风景点的原始开发,在自然风景中渗入人文景观,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名胜区。如三国孙吴僧人康僧会在海盐金粟山下建的金粟寺,是浙江地区最早的佛寺,也是江南最早建立的三所寺庙之一。东晋年间,印度僧人慧理在杭州西湖飞来峰下创建灵隐寺,拉开了西湖大园林营建的序幕。此后陆续兴建的还有杭州的晋灵寺,台州天台山的国清寺,嘉兴的精严寺、祥符寺、保安寺、永福庵、兴善寺、东塔寺等,这些寺庙建筑雄伟,规模宏大。

    三、发展期——隋、唐、北宋

    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运河(浙江段)流经省内5个地级市: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和宁波,这些城市作为航运中心经济繁荣,思想、文化与北方的沟通也更为密切。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定都杭州,浙江全境纳入其内,杭州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佛教兴盛、寺庙林立。这个时期,浙江地区成为全国知名的粮食产区,社会经济发达,生活环境安定,文化底蕴深厚,宗教文化兴盛,浙江园林沿袭魏晋时期的自然山水园进一步发展。

    公共园林方面,唐代造园大师、园林理论家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浚湖筑堤,把西湖分成里湖和外湖,并写下大量吟咏西湖风光的诗篇,对杭州乃至浙江的园林发展影响深远;吴越国王钱镠在位期间,定期挖掘淤泥、芟除葑草、修建水闸、植树造林,美化了西湖及周边环境,湖中白堤绿柳成荫,芳茵遍地;环湖寺庙遍布,梵音不绝;孤山楼宇,一如蓬莱景色,岸马湖船,游人四季不绝。湖畔佛寺建筑和寺庙园林称胜一时,并出现了瑞萼园、西园、浓华园、南果园等名园;宋代文学大家苏轼任杭州通判、知州期间整治西湖,清淤泥以筑苏堤,极大地改变了西湖的景观格局。同时,嘉兴城郊鸳鸯湖在唐代时已成为主要的风景名胜区,湖岸有真如古寺,湖畔有多处园林。唐德宗时名相陆贽,在鸳鸯湖中放鹤洲建宅筑亭,因园中有放鹤亭,故称其为“鹤渚”;唐文宗时,宰相裴休在放鹤洲上建别墅,改名为“裴岛”。此外,浙江境内的公共园林鉴湖、南湖等都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各类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多营建于这些公共大园林的湖畔和周边群山之中,共享自然美景。如唐代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兴建,带动了彪湖(今南湖)一带园林的兴建,60余处私家园林多分布在湖周边。

    私家园林方面,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私家园林造园技艺较之中原地区仍有差距,多分布在城郊山水优美之地,形式较为简单。经古文献的考证,唐代越州(绍兴)私家园林别业可达60来处,多分布于镜湖四周,尤其若耶溪一带(图5),如曲水园、小隐山园、赐荣园等,从当时描写园林别业的诗歌来看,这些园林多重意境,很少写到园林实景,一来可能是隐居多寒士,无力大量经营园林建筑,二是来此隐居者多是看中越中山水,故园林多天然成分。到北宋时期,经济的发展使造园者有能力将私家园林逐渐向城内发展,多择湖畔、山林处营建,规模较小,形式趋于精致。如绍兴城内卧龙山成为了造园布景中心,各园林依卧龙山而建,错落而富有层次(图6)。

    这个时期的寺观园林延续魏晋时期的脉络大量兴建,择名山胜景之中,借山水之美,构泉石之妙,因地制宜,巧建屋舍,呈现天人和谐的景象。绍兴的柯岩、羊山和吼山等地历经百年采石后,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僧人、匠人的艺术创作与加工,形成了堪称经典的寺观园林。杭州西湖区域,隋唐时的中天竺寺、凤林寺、庆律寺、天竺观音看经院、韬光寺、定慧寺、玉泉寺,吴越国时的南屏净慈寺、孤山智果观音院、报先寺,宝石山下应天院等,这些大型的园林成为灵隐寺之后的又一寺观园林艺术高标,有力地传承了西湖“东南佛国”的美名,奠定了西湖园林发展的基础,也是后世西湖园林发展的动力(图7)。同一时期的杰作还有嘉兴的楞严寺、金明寺,乐清雁荡山、宁波普陀山的寺观园林。

    四、全盛期——南宋

    1138年,宋室南渡,南宋定都杭州,社会各阶层人群南下,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再次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与融合,北宋的造园思想和造园技艺也随之来到浙江,临安府(今杭州)手工业极为发达,人口大量增加,商业空前繁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称:“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而以湖州、杭州为尤。”据周密的《癸辛杂识》中记载,仅吴兴(今湖州)城内园林就有30多处;而杭州,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更是极大兴盛,数量之多甲于天下,造园者凭借西湖的奇峰秀峦,烟柳画桥,博取了全国造园之长,在园林设计上具有“因其自然,辅以雅趣”,并形成山水风光与建筑空间交融的风格,是我国造园史上重要的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派园林得到了空前发展。

    南宋浙江园林在传承北宋中原地区艺术精华的同时,深受江南自然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园林姐妹艺术的山水画在北宋时期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到了南宋,如画的山水美景使山水画更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形成和北宋“以大观小”全景山水相区别的“以小显大”的小景山水创作模式,从而转变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审美取向,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名称即来源于当时山水画作品的命名(图8)。这种类似“园中园”的造园手法对后世园林营建有着深远的影响,“越中八景”“吴兴八景”“东湖十景”等由此诞生。以“南宋西湖十景”的产生作为分界点,园林造景手法与风格由实用性(象征、写实)向个性化(托物言志、写意)转变,并由关注整体逐步转为关注细节。

    公共园林方面,西湖经过南宋时期继续开发建设而成为风景名胜游览地——一座特大型、开放性的天然山水园林(图9)。众多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选址于此,分布是以西湖为中心,南、北两山为两翼,随地形及景色之变化,借广阔湖山为背景,采取分段聚集,或依山、或滨湖,起伏疏密,配合得宜,天然人工浑然一体,充分发挥了园林的点景作用,扩展了观景的效果。湖山得园林之润饰而更加臻于画意之境界,园林得湖山之衬托而把人工与天然凝为一体。公共大园林的全面成熟与写意山水园的大繁荣,为明清江南文人私家园林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南宋临安的皇家园林亦深受北宋的影响,与前朝相比面积与规模逐步缩小,但趋于精密细致,冲淡了园林的皇家气派,更接近私家园林,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政治的开明性和文化的宽容性。另外,由于江南多沟壑溪沼,园林需顺应地势,因而造就了致密多变的布局及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如清波门外的聚景园、嘉会门外的玉津园、钱湖门外的屏山园、钱塘门外的玉壶园、新门外的富景园、葛岭的集芳园、孤山的延祥园,还有琼华园、小隐园等大量的皇家园林,均在湖山之间齐齐绽放(图10)。

    南宋浙江私家园林延续中原地区的做法,继续在精美的“壶天”中发展演变,相比北宋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选址多位于城市内和城市近郊的山林地、江湖地中,造园手法多样,形成了功能分区和景观特色分区;造景元素多以建筑为主,围绕着建筑建设亭台、水池等,并配以植物烘托主题。园林游览活动较为丰富,依据园主人的爱好设置景观,一般满足宴请、纳凉、赏花、赏月、 观鱼等主要使用功能。园林匾额具有点景作用,文化内涵丰富(图11)。

    宋高宗赵构迁都临安后,原本寺观园林就兴盛的浙江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禅宗的中心,西湖一带是当时国内佛寺建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宗教建设与山水风景开发相结合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佛寺本身成为西湖风景区的重要景点,大多数佛寺均有单独建置的园林,这些寺庙园林呈自然式布局,大多栽植特种花木与盆景,类似私家别墅,以供香客及游人观赏,这些花木中,尤以灵隐寺的月桂、天竺寺的木犀、云居寺的青桐、招贤寺的紫阳花、菩提寺南漪堂的杜鹃花、吉祥寺及宝成寺的牡丹、真际寺及保国寺的银杏、韬光庵的金莲等最为出名。另外寺观园林也更加注重泉、井的造景功能,泉、井既满足了山林寺院的用水需求,又能体现“净化心灵”的内涵,如祖塔法云院之虎跑泉,灵泉广福院之灵泉,报恩院之六一泉,玉泉净空院之玉泉,龙井延恩衍庆院之龙井等。在此背景下寺观园林由世俗化进而文人化,向私家园林更为靠近(图12)。

    五、全盛后期——元、明、清

    元代时期统治者认为南宋亡国在于佚乐湖山,作为前车之鉴,抑制园林兴建,杭州西湖堤岸坍毁,湖中长满葑草,一片荒芜。明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厉行节俭,反对造园,西湖渐渐变为平田、野阪,为官吏私家所占有。浙江境内园林处于低迷状态。到了明中叶、清中叶时期,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文人之风更盛,优秀的造园家不断涌现,浙派绘画、书法、篆刻、盆景相继崛起,造园再次进入了全盛时期,无论园林数量还是园林质量又一次攀上高峰。据明代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中所述,仅绍兴城内8km2就有园林80处,城外110处,考古101处,共291处,成为当时江南园亭最多的城市;《光绪嘉兴府志》中,列举明朝嘉兴有园林71处,主要集中在城内甪里街及宣公桥一带和城外鸳鸯湖周边。同时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到达浙江杭州、嘉兴、海宁等地,对当地园林营建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杭州城,康熙皇帝第一次到杭州,地方官吏即对西湖进行了一次疏浚,并且在孤山建行宫;第二次游西湖时,给西湖十景一一亲笔题名,并命建亭刻石。雍正年间,总督李卫浚治西湖,缮修胜迹,复增西湖一十八景。乾隆皇帝南巡时取雍正西湖十八景中十三处景点,另加十一处景点而成杭州二十四景,这二十四景不仅有湖山风景名胜,还有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类型丰富,各有特色(图13)。

    明清时期园林造园理论有了很大发展,杭州人陈淏子撰写了我国重要的园艺学古籍《花镜》,阐述了花卉栽培及园林动物养殖的知识。浙江兰溪人李渔所著《闲情偶寄》,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内容极为丰富。明代祁彪佳将绘画中的虚实关系具体运用到园林之中,建有一代名园——寓山园,并著有《寓山注》一书,可谓越中集园林之大成者。同时,浙江地区还出现了一批掌握造园技巧、有文化素质的造园工匠。著名造园家张南垣,嘉兴华亭县人,毕生从事叠山造园,晚年居于嘉兴,对嘉兴园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私家园林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市园、郊园、平地园和山麓园,造景成分逐渐加重,造景更趋精细,造园技艺越发纯熟,园林意境更为深远,园林艺术成就达到了高峰。明代私家园林如杭州灵隐山下的“岣嵝山房”,孤山之麓的“大雅堂”、凤篁岭的“龙泓山居”、石屋岭畔的“齐树楼”,绍兴青藤书屋、梅花书屋、寓山园、今是园、快园、砎园等,嘉兴的朱氏园,李肇亭“写山楼”、谭贞默“平林小筑”、李含章“春风草堂”等均是当时名园,清代私家园林如杭州的“小有天园”、玉玲珑馆、皋园、潜园、长丰山馆、梅花碑,绍兴的东湖,海宁的安澜园等,这些园林多在不大的面积内,追求空间艺术的变化,风格素雅精巧,平中求趣,拙间藏华,满足以欣赏为主的要求。

    而寺观园林则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仅少数景题或特例还含有宗教内涵外,其余与私家园林相差无几,只是更加朴实简练一些,注重庭院绿化的经营。另外,随着穆斯林文化的渗入,明万历三十年(1602),浙北唯一的清真寺在嘉兴市东门处建成。同时,随着城市营建的不断完善,小型公共园林逐步走向成熟,如杭州西湖畔的竹素园、西泠印社,嘉兴运河畔的落帆亭等。

    清末时期,社会动荡,中国传统园林发展处于衰退状态,唯独浙江湖州南浔因丝业而盛,富甲江南,其园林独树一帜,继续保持了较大的增量,同时,浙派园林顺应时代发展,汲取西方园林建筑之形态,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风格,如杭州北山街民国初年的“澄庐”、“省庐”、“孤云草舍”、“秋水山庄”、“抱青别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南浔懿德堂、小莲庄的东升阁,也各有特色,既继承了崇文重教的传统,又将藏书、雅集文化充实于具有田园及乡土风韵的园林之中。另外,随着西方宗教的进入,各类修道院陆续建成,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法国神父步师加在嘉兴北门外得地百亩,建成法兰西文生修道院。

    六、新生期——近现代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渗透开始加强,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杭州成为日本商埠,浙江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以杭州、宁波为中心,公路网、铁路网逐步形成,再加上海关的设立,促进了浙江北部水陆交通发展,使其与国内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沿江港口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加速了浙江近代化的进程。而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更是促使了公园的出现,公园被民国政府作为园林的主要发展形式,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

    民国时期,浙江各地开始建造公园,杭州作为中国公园建设最早的城市之一,市区新建了湖滨、中山和城站3个公园,修缮了一些主要风景点,原来的皇家园林都先后开放成为真正的公共园林,许多保存下来的私人庭园也被陆续开放,在拆除清代旗营后,西湖融入了城市的怀抱,同时,作为一个自明代起就有旅游传统的城市,杭州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化、配套化,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新修建的公园多是模仿上海建造的,实质上是受到英国风格的影响,另外由于日租界的缘故,日本园林对其也有影响。浙江绍兴乡绅孙德卿在故里孙端镇,创办了绍兴第一个公园——上亭公园,造园风格既保留了传统园林的特点,又融入了一些西方园林的手法,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是一个以个人筹建为主,民间相助,以为民服务,宣传与推广民主、民生、科学思想为目的综合性公园,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国人自建的第一个乡村公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抗日战争期间,各类公园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民国时期浙江人才辈出,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浙江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与此同时,名人故居园林应运而生,它作为私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园艺术与浙派传统私家园林息息相关,反映出时代背景下园主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具有中式韵味与西式风格并存的特点,体现了明清江南传统园林到现代园林的重要转折。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公园设计在风格上多偏于传统,以自然山水园为基本形式,追求形与意的结合,体现形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追求(图14、图15)。7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社会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公园建设趋于停顿。8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了学术上的西化浪潮,从科技领域到文化领域再到意识形态领域都掀起了学习西方、效仿西方的思潮,这一时期,浙江公园比较前卫,设计也多模仿欧美风格,体现异域风情。90年代以后,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同时,人们开始反思过去十几年过激西化的一些做法,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本土文化的回归,公园的设计在体现现代的同时又追求文化底蕴的彰显,同时生态设计理念开始植入,公园风格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作者简介】浙江理工大学风景园林系副主任、浙江省浙派园林文旅研究中心主任 陈波博士

      作者:  编辑:陈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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